我地係香港人 - Sharon Yam | 身處美國的香港學者：我們需要記錄自己的歷史

Sharon是名三十歲於肯塔基大學任教和研究政治和修辭學的教授。身處香港人不多的地方，她想盡辦法支持香港。從手臂上紋上雨傘圖案，以至在教學和演講中，表態支持香港社運。

“寫作是一種改進我們思考的工具，是一種質疑自己的信念從何而來的工具，是一種挑戰自己的論點的工具。”

— Sharon

記者：Tea Leaf

翻譯：Alex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我的日常生活與我對香港的感情之間存在不少衝突，以下我會嘗試以學術形式詮釋我對於這場運動的感受。作爲一名身處於美國的香港學者，我不時感覺到有兩個自我身份在互相衝擊著。我可以以學者的身份，參與本次社運的學術討論，但如果放下學術光環，我覺得我的參與程度會變得很瘋狂。雖然我不斷向我的社交圈子宣揚和解釋香港這次的運動，對象甚至包括同事和學生，我依然覺得做得不夠多，也為此會有一絲愧疚。而且，這次運動撞上了很多我的私事。當時我一邊和我的搭檔翻新購買不久的舊屋，一邊在我的手提電話上觀看著示威和警暴的直播，大叫：「那是我成長的地方的地鐵站，那些警察向人群近距離發射催淚彈！」而當我走出肯塔基的家門，一切正常，彷佛暴力從來沒有出現過……

我是Sharon，是一名在肯塔基大學任教寫作和修辭學的教授。儘管我在17歲那一年離開香港，遠赴美國升學，我的家人和很多朋友仍然在香港。香港，我仍然是持分者，絕非如林鄭月娥所説。在美國，我有機會運用我的專業及發揮我的影響力，去研討和教導一群更廣泛的受眾。雖然未能身處香港的這個事實其實令我很心痛，但教導學生的這份責任，在堂上解釋何謂公義，以及將香港的情況作爲例子，仍然助我在日常生活裏保持自己的冷靜和理智。

在學界討論香港事情

我在一個女權會議認識到一名紐約的華裔美籍的女權運動分子。她提醒我在任何社會運動當中，我們首先需要找到能讓我們保持喜悅的事情。她亦告訴我要將不同形式的不公義連結起來，視爲一個整體，然後思考如何處理這個交織不公義的整體。雖然我不是無時無刻都在香港工作，但我仍然是為達致公義而工作，例如教授生育公義運動。綜觀我的專業生涯，我現時的研究意向圍繞著生育公義。生育公義基本上列出我們有三個基本權利，生育小朋友的權利、不生育小朋友的權利和在安全及可持續的環境養育小朋友的權利。我曾經開辦過關於這一個議題的課程，透過給學生分析權力和反抗現時權力架構，我探索到何謂公義。雖然我的教學主要建基於美國情況，這些概念同樣與香港相關。

事實上，無止境發射催淚彈所造成的公眾健康危機，正正違反了生育公義。這正是我在撰寫中的文章所爭論的論點。催淚煙危害環境，一些有意生育的市民因而卻步。香港人這個社群面對這次危機實在非常聰明，例如民間自發檢測政府拒絕提供的催淚彈和水炮車噴劑成分。這些全都是關於創造一個可持續和安全的未來，而絕不是如林鄭月娥所説的「年輕人不關心香港的未來」。

在不同聽眾前講述香港的反專制運動，跟在美國的課堂教授具爭議的課題，例如種族問題或墮胎，有幾分相似。你不能在大學裏無視政治衝突去討論，也不能失去從學術角度出發的觀點。我曾經開辦關於示威的工作坊和相關討論，而這些都需要作大量情緒管理，尤其是我的聽眾可能有截然不同的信念和立場。因此，與其在課堂上詢問學生的立場，或是說某些看法不正確，我會選擇開展一段對話。我會先展示不同角度的閲讀材料，然後我會問學生爲何其他人會有其他想法，以及一些特定的親身經歷是如何導致這種想法。接著，我會邀請學生去思考他們的親身經歷如何塑造他們的世界觀。到這裡一些一直只堅信一種信念的學生，現在可能會明白到需要重新考慮這些差異。這就是我爲什麽喜歡教授寫作，並不是只局限於教導正確的文法或華麗的詞藻——寫作是一種改進我們思考的工具，是一種質疑自己的信念從何而來的工具，是一種挑戰自己的論點的工具。當你寫作的時候，你無可避免需要思考自己有甚麼前設。

有關故事。。。

當討論到香港的示威時，我會用類似的方法，有時會邀請内地生一起討論。我把我在修辭學上學習到的知識套用到課堂：人們是如何建立意義？我們是如何用符號，在行為上和情感上推動人們？我亦會問學生在看新聞時有甚麽感受：你覺得這些新聞來源背後反映著甚麽思想？你看到甚麽畫面？我覺得這種對立與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的情況非常相似。肯塔基州是一個保守派佔多數的州分，但是有些學生是信奉自由派的。我們開始回想跟我們自己講過的故事，因為這些故事推動著我們的政治取向。我亦會問他們根據甚麽步驟和經歷過甚麽，從而得出某些結論。我覺得學生只要質疑自己的思考過程就已經足夠了。他們或許不會改變想法，但這個活動能讓他們從固有思想跳出來，讓他們明白到他們的意見是建基於特定環境。我不再執著自己需要改變他們想法的這種想法。每個人都是自由的，我們亦應該如此對待人。倘若我嘗試改變他們的思想，這和我希望鼓勵自主的想法背道而馳。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若最後他們改變了想法，那是他們自己決定的。如果他們沒有改變自己的想法，至少我給了一套他們能使用的方法。我相信，我們的信念不是一成不變的事實，因爲我們怎樣看待事實，是受外在環境和推力所影響的。

除了與學生討論，我亦會找國際上不同學者討論，希望找出有甚麽能讓我們站在同一陣線。我亦正在組織一場國際會議，與會者來自包括波多黎各至喀什米爾這些與更強大的國家有著新殖民關係的地方。我們希望能看見在國際上，與香港有著相似經歷的地方，到底如何處理這件事。殖民主義是關於勢力的不平等，勢力較大的一方能決定你的身份，決定你生活的方式。弱勢一方的人又是使用甚麽方法反抗呢？雖然每個地方的情況不盡相同，但有甚麽相似的地方可以互相參考呢？我真心希望，我能在國際上能得到一些答案。

誰有權撰寫歷史？

在學術期刊發表文章及報章專欄對我而言是一種紀實，我能讓其他人知道，香港人在反抗中國壓迫時，是富有勇氣的，是百折不撓的，是充滿創意的。我覺得，很多關於這次運動的研究似乎是「離地」的，基於能否帶來實質改變，來判斷一場運動的價值。例如哈佛的查諾維教授，就在她的研究指出，在90年代，七成的示威能夠成功迫使政權改變政策，但自從互聯網變得普及，到了2020，成功率急跌至只有三成。另一方面，非暴力的抗爭，如黃色經濟圈，效果比在前線硬碰更好。看著這些結論，再看看全世界不同的示威，我有點悲觀，覺得我們有失敗的跡象。定義上，雖然未至於對現實的絕望，但整場運動並不是樂觀主義主導的，而是偏向於「要打的話，就打一場最漂亮的仗」的精神。終點並不在望，更可能會慘烈收場。我覺得以五大訴求能否成真作爲衡量運動成敗的標準過於簡化。我們需要重新定義成功這個詞語：它可以解作我們這個群體的形成，或想到有創意的策略。

而這就是我爲何堅持需要記錄我們的行動，哪怕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行動，也比事後孔明般記錄結局好。我們可以嘗試基於示威者和市民為了甚麼投身、在過程犧牲了甚麽和所帶來的團結，去衡量他們行動的價值；而不是基於他們所引致的政治後果去計算。例如香港人從過往歧視南亞裔人士變成開始了解及接納他們，可見香港的公民社會在這場運動蛻變。即使五大訴求最終未必能成真，我們已經做了很多很多，而這些都是值得寫入人類的歷史，被世界所認知。在知道結局之前，重要的是我們一小步一小步宣揚公義。到頭來，誰有權撰寫歷史？往往是手握權力的人。但當我們記錄了普通人的一言一行，我們就是在向世界講述自己的故事和歷史。

做研究來幫助自己

我在學院主修英文、政治和哲學，而且由於我一直對香港的種族政治感興趣，我還是研究生時選讀這個課題並寫了第一本書，名爲《不請之客：跨國議題與市民身份政策》。我有興趣的是情緒如何引發和支撐社運持續下去，以及情緒是如何推動人們不怕後果堅定不移地相信某種社會或意識形態，例如我們怎樣界定同路人。創傷亦是情緒的分支。我想了很多關於香港人如何遭受創傷，因為這種創傷反映了這場運動從廣義上影響了市民的精神健康。這場長期而廣泛的政治爭紛暫時沒有會完結的跡象，往後又會引起甚麽新的情緒問題？這並非如同車禍般的單次創傷，亦不是由自然災難引起的創傷後遺症。作爲一個國際化群體，我們該如何應對這次創傷？我們又需要甚麽東西來治癒每個人的傷口？

海外港人可能未必直接承受警暴，不過，他們都會感到一定程度的創傷或内疚、苟且偷生的罪惡感，以及只能觀看卻甚麽都做不到的强烈無力感。這種苟且偷生的罪惡感一直纏繞著我，令我有時會覺得自己的學術能力並不夠彌補。我只想不斷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然而我依然常問自己「這足夠嗎？」但我不知道甚麽才是足夠。在決定不回香港時雖已衡量不少因素，我仍然會問自己「這個決定正確嗎？」我質問自己，到底我想做到甚麽，於學術期刊發表文章又能做到甚麽。有時候，那些研究感覺流於理論，讓我覺得我像個冷氣軍師，問：「我沒有回香港，我真的有資格說這一番話嗎？」

學術的人格告訴我，衡量不同方式的成效是沒有意義的，例如「如果你參與了這麽多次的遊行，就等於做了這麽多文宣」。但是不知為何，親身上陣才等於同路人的這種思想，潛伏在我的腦海，揮之不去。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我不回來就不是真香港人，而我不能理智地以學術知識來想通並擺脫這種想法。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樣面對這種想法，但我還沒有找到答案。

儘管面對這些困難，我很感恩一些同事把我帶回現實，提醒我身為教師和研究人員每天的責任。我的教學和研究是關於權力和司法制度。雖然沒有一個答案能完全解答到社運和示威的問題，但我抱著「總有人會寫了這方面的事」的希望，埋首於我的研究，繼續記錄歷史，在過程中找到答案。我會繼續教我的學生做同樣的事，認識和反抗不公義，見證歷史的變遷。

“我係Sharon Yam，我係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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