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在財經領域工作的中年女性，本身是一個「派對動物」，現時每晚不是去酒吧，而是上街協助疏散示威後迷路的小孩。而在九月十五日她更是協助了五到六班青少年。

“當時我在街上已經很害怕，那麼在前線的示威者豈不是更驚慌？你能想像他們的心情嗎？可能他們比我還要驚恐幾千倍。與此同時，我的左鄰右里都出來幫忙了。我覺得我與他們的心是連結在一起的，對社區多了一份歸屬感。”

我是一名半職舞者和舞蹈老師。我也是一個「派對動物」——酷愛流連派對直至通宵達旦。過去，我都是在一杯杯龍舌蘭酒中渡過週末，政治與我一點也沾不上邊。以前，每憑臨近區議會選舉，我只會叫我親戚提供每一個候選人的號碼，這樣我就不用自己動腦筯了。所以如今，我對自己過去幾個月的改變感到極度驚訝。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如此積極參與政治方面的活動，幾個週末都肯出去捱催淚彈。

六月十二日是我的轉捩點。當日示威者在中信大廈外被施放催淚彈，令我很憤怒。那個星期的週末，沒有往常的龍舌蘭酒，我加入了遊行隊伍，與二百萬人同行。雖然如此，林鄭仍然一意孤行，強推逃犯修例二讀⋯⋯（一讀、二讀和三讀是香港的立法程序。法案會在投票表決前經過反覆辯論）

七月二十一日晚上，我離開了大遊行回了家。我繼續留意新聞報道遊行後續，見到上環有警察

攻擊示威者。忽然，我對自己說：「不。我唔會再留係屋企。（我不會再待在家裡。）」那一晚，我決定不要再留守家中看新聞。換了衣服，我就出門幫忙。

到了大街，我首先見到警方無差別地向普通市民（包括遊客）發射催淚彈。許多人開始大聲叫喊，周圍問如何能安全離開上環。作為上環的街坊，我很熟悉橫街窄巷。於是我告訴市民哪裡較安全，哪裡可以脫下黑衣換衫，或在哪個巴士站等巴士同時遠離警方。

我幫助市民離開上環期間，警察全程都在場，距離我只有約一百米左右。當時我在街上已經很害怕，那麼在前線的示威者豈不是更驚慌？你能想像他們的心情嗎？可能他們比我還要驚恐幾千倍。與此同時，我的左鄰右里都出來幫忙了。我覺得我與他們的心是連結在一起的，對社區多了一份歸屬感。

自此之後，我經常參與示威。以前我常常和朋友狂歡作樂，但是現在，每次他們約我出來玩，我都會說：「冇遊行我先嚟。（當日沒有遊行我才會來。）」

九月八日，警方在金鐘美國領事館驅趕示威者，比不反對通知書中預定的集會結束時間提前了幾小時執行清場。中環地鐵站停止運作。多條道路已封鎖。那些年青人都想離開香港島，我見到從中環向九龍方向行駛的九巴載滿了人。當中有一個看上去很年輕的男孩。他告訴我，他的目的地是觀塘。他問我：「這輛巴士會途經觀塘嗎？」我回答：「不會。」我指示他應該在九龍站落車，再轉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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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教會我一個特別的技巧，就是對別人的反應觀察入微。根據人們的動作、肢體語言，我可以明白他們的想法，不言而喻。我知道那個年輕的男孩「手頭緊」（不夠錢），於是我想給他一些錢。他拒絕了，說他沒有這個需要，迴避了我的眼神。

我把錢藏在我的手心，慢慢伸向他握著扶手的手，再極速把錢「傳」給他，這樣就確保無人看得見。他定睛地看著我，說：「多謝你。」

一方面，我很慶幸他拿了錢，但另一方面，知道外面還有數千個像他一樣的孩子讓我心如刀割。

九月十五日，群眾在英國領事館示威後，就在銅鑼灣和中環繼續遊行。再一次，許多年青人嘗試離開中環。最佳的方法是坐的士。有時候我們向年青人提議坐的士離開，他們的反應都明顯表示他們不夠錢付的士費。

於是，我和我的朋友達成了共識。我們建立了一個系統，指示民眾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安全離開中環，以便他日捲土重來。我們為那些經濟有困難的年青人準備了一些交通費。

每個人在這場運動裡都有他的角色。而我，找到了我的定位。

香港的未來會如何？我仍然持樂觀態度。過去幾個月，我所見的年青人是如此有禮、友善，他們互相支持，彼此守望。許多國家的示威者會搶劫商店，或者縱火焚燒平民百姓的車輛。這些在香港都沒有發生。我們的示威者每次是作了多少犧牲才走出來的啊。如果被捕，要面對的很可能是十年牢獄。但他們依然熱愛香港，為香港傾出所有，只為香港明天更好。

可能你是前線，或是「疏散小組」；可能你捐款，或是「鍵盤戰士」。無論如何，無論你在哪個崗位，我們香港人團結一致，全為實現一個目標。

所以我相信，如果我們贏了，香港會有一個美好的將來。香港人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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