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區國安法》通過後，警方高調到壹傳媒搜查，並拘捕創辦人黎智英、集團行政總裁張劍虹等人。香港人為表支持，紛紛買報紙表態，凌晨排隊買報紙人潮再現。熱情淡卻，一叠叠報紙又再堆積在報攤上。報檔由90年代全盛時期的1,005檔，至2008年底只剩下386檔。報販也明白，他們將在時代洪流中被淘汰。

香港人珍惜言論自由，街頭報攤究竟有沒有生存空間？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莊玉惜2010年曾出版《街邊有檔報紙檔》一書，以本地持牌報紙檔文化和歷史作研究論文。短短9年間，533檔持牌報紙檔逐漸消失，現只剩下300多檔，平均每年消失約20檔。2011年的立法會文件顯示，政府表明無意簽發新的報販牌照，意味現存報紙檔將自然流失。

訪問當日，莊玉惜帶我們到訪她當日研究常到的尖沙嘴報紙檔。武漢肺炎肆虐，重挫報販生計，從清真寺走到天星碼頭，全盛時期四個街口有20檔報紙檔，現只剩下寥寥數檔，更見欷歔。

往日花槽美化　反變吐痰煙灰缸

天星碼頭的報紙檔百多年前開始經營，幾代人幾個檔主孜孜不倦，現仍有四檔報紙檔繼續營業。莊玉惜認為，他們是本地最具歷史意義的報檔之一。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殖民時期政府覺得報紙檔看來不整潔，尖沙嘴又是遊客區，為免有礙觀瞻，便架起石屎檔口，後面更有花槽位置，讓檔主可以種花美化環境。「但花槽吸引人在這裏吐痰、整熄煙頭，更不衞生。」自母親一代已經在天星碼頭擺檔的煲姐說。

檔主雖然不斷反對，但政府仍然沒有清拆石屎檔及花槽，所以有一段時期鐵皮報紙檔中仍存在石屎檔。訪問當日，莊玉惜帶我們重遊攤檔，煲姐說幾年前食環署已經把石屎檔拆掉了。

環觀幾檔報紙檔，為何其外觀有藍色又有紅色？原來這些顏色可以看到曾盛極一時的報紙檔贊助文化。莊玉惜指出，八、九十年代，為吸引銷量，當時的煙草商或外國雜誌流行在報紙檔賣廣告，贊助商除了在攤檔印上品牌名字，甚至會幫報紙檔製作檔攤。今日報紙檔的顏色，大部份是廣告商遺留下來的「廣告效應」，「例如煲姐檔口是紅色，是當時旅遊公司幫忙做的；另一檔是藍色，是因為某個煙草品牌落廣告，所以他的報紙檔是藍色。」不過，早年政府禁止煙草商賣廣告，加上報業式微，報紙檔廣告減少，大多只剩下沒有廣告的燈箱。

香港寸金尺土，報檔的展示方式都有智慧。百年前的報檔為節省位置都是直立式擺放，至後期60至70年代，報業興旺，出版越來越多，報販才水平擺放報紙和書籍。不過，根據現時的牌照規定，報紙檔僅能佔用6呎×1.5呎的空間（約只能平放5份刊物），所以報販絞盡腦汁，在地下擺放凳仔，抬高物品，增加展示空間；又策略地將銷情好和新出版的書籍放在最前吸客，其餘書報則退居後排或垂直放在書架上，只露出書名。不怕別人看不到嗎？「這些擺明只做熟客生意。」莊玉惜笑說。

報檔賣書刊報紙，只佔收入不足一成，現時報攤主要收入靠香煙（佔收入約六成）和飲品（約四成）。舊日在尖沙嘴廣東道擺檔的榮哥說，因生意慘淡，2月已關門大吉，現於加拿分道一報檔打工，估計報檔收入比以前下跌七至八成。

遊客買政治書　國安法下即收起

莊玉惜指出，尖沙嘴和中環屬於相對中產的地區，對報攤出售產品都有影響。尤其尖沙嘴多遊客，往日報販看準大陸遊客來港愛買政治書、六合彩書、通勝等，便大手入貨，亦成為報販主要收入來源。像榮哥過去日做夜做，從不休假，試過月入逾10萬，「而家當然冇呢支歌仔唱！」尤其「港版國安法」通過後，政治書書商已經收書，加上沒有遊客，榮哥慨嘆：「現在最賺錢就是水了（利潤每瓶4至5元）。」報販為求出路，紛紛賣飲品、玩具、電話充電線等幫補收入。不過，報販其實受牌照規定，限定只能出售12款特定物品，即紙巾、香煙、打火機、糖果、香口膠、涼果、電池、原子筆、樽裝水、小飾物、利是封、流動電話儲值卡。然而，這些物品部份在報販眼中早已過時，幫補不多，過往一直力爭出售更多類型產品增加收入。

從街頭報檔牌做到在上海街開舖賣報紙的林長富見證報業黃金年代，多年來致力爭取活化報紙檔，增加生存空間，同時兼任香港報販協會的副主席。

只是，記者卻不見他的店舖有賣報紙，林長富無奈說：「報紙實在賺不到錢，所以去年9月我們都暫停零售報紙。」他曾積極轉型，例如在報檔賣糕點增加收入。2013年，富哥更游說電訊商贊助800多間報紙檔及書報社安裝Wi-Fi及電子屏幕，讓區內的小店可以賣廣告，刺激消費，一石二鳥。然而，單是替檔口申請電錶已困難重重，要先向食環署申請，之後又要經過電力公司視察，最後又要等路政署、消防處等六個部門批准才能接駁電力。

電子化被留難　涼果電芯誰會買

後來，富哥成功爭取在報檔安裝電子屏幕，卻觸動食環署前線人員神經，「他們覺得我們賣廣告會聚集人流，會造成阻街」，「政府覺得報攤是十年前的一個遺物，只賣幾張報紙夠為生就可以了，但社會是進步的，人都需要進步。」他爭取多年，由以前辦法多多，到現在心灰意冷，他認為該12種物品早已過時，成為報檔的緊箍咒，「誰還會買涼果？買電芯？電芯是以前的人用來聽收音機，現在人人都用手提電話。」

面對政府部門，富哥相當頭痕。現時，他提倡為報紙檔加入電子支付，希望可以從小處幫報檔變革。推動活化報紙檔的人，沒有報紙賣，在他眼中是最大的諷刺。搶報紙是一時，但報攤文化漸漸消失是事實。他確信，報紙檔是香港街頭重要文化之一，要保護現存的報檔，是他的重要任務。為警惕自己，他連店舖名字都改為「報子园」，「報紙快要『完結』，我要提醒自己，幫大家努力轉型。」當報紙熱潮退去，報販想知道的是，他們仍能繼續在街角上生存嗎？

莊玉惜（右）曾研究報攤並發表論文，對本地報攤非常熟悉，帶我們遊走尖沙嘴一帶報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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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檔賣緊乜？

◆ ◆ ◆

全盛時期爭分奪秒對A1

報紙檔和報業興衰，離不開關係；記者和報紙檔，關係一樣千絲萬縷。《蘋果》搶購的一天，獨立媒體《誌》創辧人關震海也在旺角報紙檔訪問檔主和顧客。香港人排隊不是買iPhone，卻是買報紙，此情此景，檔主超哥表示沒有見過，關震海入行多年也沒有遇過。市民當晚的熱血，讓關震海想起入行初期，寫完稿後，有鋪癮要等報紙送到報紙檔後，見證文字刊登在報紙的青葱歲月。

找關震海聊他與報紙檔的故事，他首先回覆：「咁搞笑？」現時拍片也寫文的他，與報攤的關係疏離了。想過一輪，他說要重遊旺角報紙檔，曾經擔任突發記者的他問道：「知道甚麼是『對A1』嗎？」

原來，以前報章競爭激烈，每逢凌晨0時至1時左右，報館就會派員工到報紙檔拍下競爭對手的頭條。「如果發現自己是『獨冇』，當然是回去給人罵！不過，更重要的是記者要立刻『補料』，改『第二版』補上內容，才不會這麼難看。」這個戰場，行內有共識，發生在位於亞皆老街和西洋菜南街交界超哥這檔報紙檔——因為它是每天第一個發售報紙的攤檔。

即時新聞尚未出現時，「對A1」非常重要。儘管現時網上新聞爭分奪秒，但A1傳統仍然保留，尤其有重大事件發生時，對A1「駁料」更顯重要，「例如之前的南丫海難、周凱亮事件、花園街大火等，都會看看行家寫甚麼，自己有甚麼遺漏。」

報販報料　好古仔由此起

其實，記者和報檔關係不只如此簡單。「超哥成日過料畀記者！」關震海笑說。超哥露出鬼馬笑容，沒有否認，大家日見夜見，吹水吹出真感情。加上報紙檔大多通宵營業，檔主見盡江湖人生百態，多了警察巡邏、有人打架生事，超哥都會立刻意會到「有事發生」，聯絡相熟記者。如是者，不少報紙上的好故事，由此而生。

只是這個記者戰場，現時每日只賣出百多份報紙，比起有些行家，每日只賣8份，不算慘淡。報紙已過黃金時期是不爭事實，不過超哥是愛紙之人，聽到關震海想當年時，常常靦腆暗笑，他不禁回應：「做報紙，真的有成功感得多！」繼續賣紙，不算賺錢，惟有動腦筋，見年輕人愛捲煙，於是他兼賣煙絲，希望幫補報檔收入，捱過夕陽。

看着現時的報攤，關震海仍然記得，昔日經過報檔擺滿報紙的情景，「《天天》、《成報》、《經濟》、《明報》、《東方》、《蘋果》、《華僑日報》……以前的報攤是多元、很多聲音的；現在的報攤只放《蘋果》和《東方》，反映香港社會聲音也只有二元。」他懷念舊日時光，同樣習慣用手提電話看新聞，最近又開始在報檔買實體報紙，「我很享受在茶餐廳攤開報章看專欄，左邊是建制、右邊是泛民……你講一句、我回應一句，這種感覺很自由。」

警方介入　規管檔口面積

香港報紙攤檔出現過百年，首個流動報紙檔出現在1904年，位於山頂纜車上車點中環花園道。

莊玉惜從文獻研究分析，報紙檔設計不斷變化，百年前的報檔，設計並非如此精美。報販大多只將報章散佈在地上，或放在紙皮箱上擺賣，但此舉因佔用不少路面空間，經常需要警方介入。

不過，當時的深水埗區警司保域（John Browett）覺得經常與報販發生衝突不但浪費警力，更影響警民關係，於是着手設計報紙檔，改良成一個4呎×3呎的標準規格，政府要求報販跟隨標準，自行製作報紙架使用。

三次抗爭　爭取擴建

報檔面積一直是報販和政府拉鋸的議題。現時牌照規定，報檔只能佔用9平方呎（6呎×1.5呎）的空間，但原來當初這個尺寸是經過一輪申訴得來。

報販曾分別於1968年、1971年及1976年發起三次行動，爭取擴大檔口面積，當時報販團結一致，港九報販聯誼會多次帶領同工請願及發起罷賣行動。最後迫使市政局讓步，容許報紙檔由4呎×11吋（4平方呎）擴大至6呎×1.5呎（9平方呎），一直沿用至今。不過，攤檔經常超出標準，食環署時有抄牌，如店舖在公眾地方非法擴展營業範圍造成阻街，食環署會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228章）第4A條作出檢控，最高可被罰款5,000元或監禁三個月；妨礙街道清掃工作，則可以《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22條作出檢控，最高罰款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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