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黃任匡 | 站在前線的Dirty Team醫生
黃任匡是一名心臟科醫生,在香港一間公立醫院工作。他為了保護家人,獨自搬到酒店暫住,目前只見過他妻子幾次。
記者:Bloomberg Quick Take
攝影:Bloomberg Quick Take
我有同事在加入「dirty team」*前寫遺書,寫遺願。
當晚我們工作了16至17小時,還要當夜更。醫院裡只有我和另一位醫生負責五間隔離病房,大家都很緊張。在這工作環境,不管是生理需求還是情緒方面,我們的壓力都很大。
新型肺炎目前還沒研發出任何解藥,實在叫我們措手不及。我們有時也會往最壞的後果想,我們的家人或我們愛的人會怎麼辦呢?
為了提高防護裝備的效能,我剃光了頭;還搬出了到酒店暫住,以保護自己和家人。我只與妻子見過幾次,之前在情人節吃過頓晚飯。雖然客廳很小,但我們仍保持三至四米距離,在各自的桌子吃。尤其是她現在還有身孕,女兒預計會在四月出生,我倆都很擔心。我剛剛收到她發給我的一段影片,女兒正在她肚子裡踢腳,這叫我更想念他們。
我還沒準備好自己的生命就這麼結束。我現在意會到這樣並不只牽涉我個人的生命,還會影響到我妻子、她肚裡的女兒、我的父母,甚至是我將來的病人。
2003年沙士奪去了8位醫護人員的寶貴的生命,我真不希望歷史重演,不過我們沒想到政府的做法和回應會比上次差,我們還以為他們會汲取上次的教訓。
和疫症奮戰是我們的選擇,但我們從不希望同時和政府對抗。香港一眾醫護人員一直在爭取訴求,要求封關和獲得更好的防護裝備。我們絕不會讓任何一位同事在這場戰「疫」中白白犧牲,因為現在並不是逞英雄的時侯。
當初我選擇當醫生、為人治病,是為了報答以前幫過我的醫護人員。我在中學時期曾患上肺結核,會半夜爬起床咳血,把爸媽嚇得半死。我經常在想:要是當年醫生和護士並沒有救我,我早就死了。自此之後,我就覺得如果我長大後有機會這樣去用我的知識去救助他人、感動他人,那該有多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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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rty Team:專門負責照顧新冠肺炎的確診或懷疑個案的醫護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