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皓宇 | 台灣記者在香港進行採訪:「他們不是一群數字,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淚的,每一個人。」
王皓宇,台灣民視新聞台記者,8-9月期間在香港進行採訪
記者:王皓宇
攝影師:KC
封面照片由王皓宇本人提供。
某一個放假日,突然收到訊息,說要派去香港。且要做好久待的心理準備。
在那之前,看著新聞裡香港正在發生的事情,也不是沒想過,如果哪一天被派去採訪會是怎樣?只是覺得機率應該不高,畢竟跑新聞資歷太淺。所以也感謝公司願意交付我這樣的任務。
雖然帶著近乎軍規的防毒面罩前往,但或許是對香港正在經歷的事情沒有透徹了解,去的前兩天,有朋友說我是戰地記者,我還當作是玩笑,直到第三天、第四天,周末連吃兩日催淚放題,忍著皮膚刺痛,扶著橋邊且躲且走,親眼見警在旁開槍的火光,槍聲有如回音在耳邊揮之不去,速龍衝到面前把人制伏在地,水砲車近距離擊發驅趕,才恍然,這真的是一場警民的戰爭,而我們真的可以說是戰地記者。
一周過去,就像輪迴,同樣的事情在不同的地點,重複上演。一樣的龐大人潮,一樣的口號,一樣在和平遊行過後的兩三個小時,彷彿時空抽換,又像是舞台劇燈暗後的快速轉場,一眨眼,景象突然充滿肅殺氛圍,槍彈還沒上膛,就能聞到濃濃煙硝味。
每個周末,每一次當我戴上隱形眼鏡,確認好身上所有裝備都齊全,關上房門後,很微弱很安靜的深呼吸瞬間,心裡都想著,今天出門後,不知道晚上能不能毫髮無傷的再平安回到這裡,儘管我們都知道,安全第一,但在那樣的環境下,很多事情,沒有人可以拍胸脯保證。其實,如果只是單純吃吃催淚煙,流流鼻涕眼淚,都已經算是輕中之輕,甚至可以稱得上是幸運。
維護自身安全,是我們的職責之一,記者的工作就是要把新聞傳遞出去,只有在人身安全無虞前提下,才能好好完成任務,但就算我們已經很小心,最後仍然無法抵擋,現場港警把所有人都看作是敵人。
還記得太陽花時,一開始曾對陳抗學生使用非法手段表達訴求感到不認同,直到大概理解不合作運動是怎麼一回事,後來對於當時不顧一切上街抗爭的毅力感到欽佩,然而這一次的香港,(並非要把兩者放在一起比較,而是這兩件事情跟我的人生經驗比較相關),再次讓我自問,如果能選擇輕輕鬆鬆、快快樂樂地放這個暑假,為什麼香港年輕人要這麼拚命?如果外人眼中的香港人一貫以經濟至上,為什麼好好的錢不賺,周末要放下一切上街?(先別談走路工傳言,你難道不覺得紅色資本有更大把的鈔票可以動員更多的人嗎?)
數字是死的,不管十萬、一百萬、還是兩百萬加一,走上街的,不只是一個數字,而是一個一個,有血有淚的人。
這個人可能是個醫護志工,他們的工作是幫忙傷患,這個傷患,不是只有站在政府對立面的示威者,還包括所謂的藍絲(挺警派),但這些醫護志工卻也同樣遭警察粗暴對待。
這個人也可能是再平凡不過的家庭主婦,有著念中學的兒子,白天會到屋邨市場買菜買肉,中午在不到兩坪大的廚房裡煮好便飯,等小孩回家,然後有一天,她手無寸鐵在街上對警察溫情喊話,卻被近距離噴辣椒水對待。她說香港人已經別無選擇。
他也有可能是普通公務員,白天為政府做事,下班後戴起面罩,但沒有遮住良心。在某次催淚煙驅散行動後,因為皮膚大量接觸化學藥劑,全身濕疹生了三個月都沒有好。
他也有可能只是尋常生意人,卻為了保護學生,做賠本買賣不說,還甘願冒著被搜被捕的風險。
很多的他,很多的她。待業中的離職空服員,願意掏腰包買物資、買好多張八達通卡,儲值後四處發送;的士司機大佬,加入不能曝光的通訊軟體群組,免費義載遊行後沒車回家的人;身體不是很好的茶餐廳老闆娘,發放免費餐券,讓失去金援的學生飽餐一頓。她/他們說,經濟問題,未來還有機會改善,政治問題,則是永遠無法回頭,錢可以先不賺,但沒有了自由,等於失去一切。
中秋節當天,去買月餅的李先生說,他們這一代不努力,現在得讓年輕人來幫他們擋子彈,講一講就哽咽了。走路一拐一拐的七十歲婦人,步伐跟不太上,卻堅持要上街,她說兩個多月沒上街了,心裡覺得好愧疚。另一名白髮蒼蒼的阿婆,坐在中環遮打花園裡,聽著大家齊唱願榮光歸香港,她摘下墨鏡,默默拿著紙巾拭淚,見我們要離去採訪時,淚還沒乾,語重心長卻又帶著滿是希望的語氣說,台灣要加油。
他們不是一群數字,而是活生生的,每一個人。
很多的人,被逼著一夜長大。
如果只是看到一群暴徒,四處點燃烽火,不妨想想,他們犧牲的,不是整個社會的和諧,他們犧牲的,是才剛起步的人生。
香港中文大學一項民意調查,港府不做任何讓步的狀況下,示威者對抗爭採取激烈行動的理解程度,從六月的36.7%提升到八月的76.4%。勇武派及和理非的矛盾逐漸化解,和勇一家不割席,齊上齊落的口號也愈見落實。
激烈手段能否使政府讓步,這不單是一題是非選擇題,而是港民和港府間,都還沒填答完畢的一份考卷。
林鄭正式宣布撤回逃犯修例,其它三項訴求先不說,就雙真普選這一項,短期內根本不可能達成,為什麼仍然堅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這個問題我問過民陣發言人。他說,原本這項訴求並非要雙真普選,而是要林鄭下台。但追根究柢,林鄭下台也只是換湯不換藥,治標不治本,如果不是雙真普選,那麼就算今天林鄭下台了,還有更多的林鄭會上台,而類似送中條例的事情,也會一再上演。
對港人而言,當初一國兩制下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的承諾,卻因為對自己沒有信心的北京政府,最終成為一張空頭支票。這絕不是一句,早知當初別提五十年不變就好了,這麼簡單。因為香港的歷史和它的經濟地位之於中國乃至國際而言都太特別了。這也是為什麼,知道自己有什麼本錢的聰明香港人,會多次大聲訴諸國際社會的原因。要求美國政府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也絕不是一個突發奇想,隨便找個老大哥來撐場。
反送中運動全面升級的一百多天,很多行為或行動背後都有一套港人邏輯。
包括針對不被抗爭者所信任的港鐵的一連串破壞。
如果以法治視角來看,這當然不被允許,但就如同政府當局不斷想把運動定調為社會事件一樣,試圖掩飾的,是一場政治災難。
至於港鐵的災難,關鍵轉捩點,就是在遊行地點大舉封站。
例如,假如,凱道的遊行集會,台北捷運關閉中正紀念堂、小南門、西門町等站,再加上交通管制,讓享有自由集會權利的參與民眾無法順利到達。其實這都沒什麼,幾公里的遊行,大家每周都在走,沒在怕。
但當你發現,拒絕載客的移動車廂裡,出現大批鎮暴警,鐵閘半落下的站內,有大批鎮暴警坐著休息,那港鐵究竟在為誰服務,其實不難聯想。
民眾對於港鐵的信任就是這樣慢慢一點一滴失去。而壓倒駱駝稻草的,就是警方在車廂內,展開大逃殺,上演一齣港版屍速列車實境秀。這是七二一不見人,八三一打死人,這句口號的由來,也是民眾對港警和港鐵的沉痛撻伐。
在離開香港前,和當地電台記者晚餐,我說我絕對無法想像這件事情是發生在台北的捷運上,她說香港人以前也無法想像這樣的事情發生,但就是發生了。她問我,是不是因為台灣能有自己選出來的總統,所以不會發生這種事情?儘管我提到太陽花,但沒有解答到她的疑問。我又想了一下,的確,因為我們能真正地選出自己的總統,還有在野的鞭策,民意的監督,相對高度自由的言論及媒體環境,因為有真正的民主,能實質的對執政黨造成壓力,和香港比起來,我們能有更多的選擇,因為有了選擇權,台灣有更多的機會去避免上演類似的事件,降低社會集體崩塌的風險。
這趟香港採訪,想講的太多了,這一趟一個月的旅程,讓我的三十歲,有了深刻體悟和不少成長。
我的夏令營結束了。但是屬於香港人的夏令營,還沒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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