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shomer | 從八九到一九：我參加民運的三十年
Misshomer 是一名50多歲的香港人，由八九民運至去年的十一遊行，她都積極參與其中。回顧過去三十年，她認為香港社運有甚麼轉變？
“我聽到一個大概六歲的男孩子問爸爸：「商場內會不會有警察？我們安全嗎？」
作為父母，我們該如何跟我們天真無邪的小孩子解釋，本身職責是保護我們，受著尊重的警察，為什麼現在會淪為政治工具，倒戈相向，以槍頭瞄準市民？”
記者：Penguine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插畫：Tendarken
我堅信「自由」、「民主」、「公義」是一個社會不可或缺的部份，而我一直都用我的綿力去努力擁護這些價值。
八九民運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半工讀的學生。當日雖然要準備考夜校畢業試，但我也主動約了一班中學同學去遊行，以求支援在北京為尋求公義而絕食的學生*[1]。雖然當時懸掛著八號風球，現場還是人山人海。
至那天以後，每一年的六四燭光悼念晚會，我都有參加，而我的雙眼也諷刺地看著「民主」這個價值在香港過去三十年的轉變。
香港人的共同恐懼
八九六四事件是很多香港人的共同陰影。在那之前，我們已經隱約感覺到︰中國共產黨（中共）可以為了穩權而不擇手段。
我們的上一輩很多都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偷渡來香港，我的父母也是，我丈夫的父母都是；而我的外父外母更是「知青」，也即是在文革期間特別被針對的一群。這段經歷令很多人認清了中共的本質和恐佈的面孔，更切實地了解這個政黨心中只有權力而沒有人民。為了得到權力，中共可以心狠手辣，以自己的人民為籌碼。
天安門事件以後，香港人的不安加深為對黨的一份恐懼，為數不少的香港人也因此在九七回歸之前移民海外，而我們一家亦移民到加拿大。
四年前，我跟家人回流到香港。隨著時間流逝，香港轉變了很多，而香港人亦變了許多。最教我耿耿於懷的是，我身邊的人，包括我的朋友與丈夫，都沒再出席六四燭光晚會。而當我堅持獨自出席六四晚會，也不禁對香港人的善忘感到唏噓。
當然，香港人對共產黨的恐懼及忌諱並沒有這麼容易被遺忘，特別是基本法規定實施「一國兩制」的時間、2047年的香港的前途問題一直都沒有定案。
有些人會認為，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近年經濟急速發展，而到了2047年，香港人的生活也大概不會太難過。
我卻不敢苟同，尤其是當我看到香港已慢慢演變成今天的「警察社會」。那些我發夢都沒有想過會發生的事，偏偏就成了事實。
現在看來，2014年的雨傘運動其實已為一切牽起序幕︰「銅鑼灣書店」東主失蹤、高鐵在香港境內的鬧市中心設立一地兩檢、政府斥資興建及啟用港珠澳大橋，都是中國政府對香港收緊政權的跡象。
民主運動的「進化」
我一開始認為這場反修例運動會像當年的雨傘運動一樣，來得快也去得快，而政府亦會嘗試以理性解決問題。但運動至今八個月，故事的發展卻截然不同。
有一晚，我跟家人在晚餐時討論到，相比起雨傘運動，這次支持的人數增加了很多，現在他們已是社會的大多數。我還記得女兒的回應說︰「當年，我們的爭取的是民主的進步，向真普選進發。今天，我們面對的已是社會的退步：共產黨想透過《逃犯條例》去侵蝕香港的司法獨立。兩場運動的本質其實截然不同。」
我想，大概這樣就可以解釋到為何香港人突然會對社會問題如此關注。我的丈夫秉行現實主義，從前以譏誚的心態評論雨傘運動，認為我們應接受當時政制改革的方案，即使特首的提名需經中央同意，亦應「袋住先」；這次卻因警暴問題而切切實實地站在「黃絲」的一方，而721西鐵元朗站事件，還有警方及後處理事情手法上的種種荒謬，更將他推進「深黃」的行列。
沒有國慶，只有國殤
多年來，我都是一名「和理非」。我只會參與有「不反對通知書」的遊行。但漸漸地，警方開始利用這個心態，濫用他們的權力，不公平地發出「反對通知書」以減少和平上街人士的數目。
因此，2019年中共建國70週年的「十一國慶」，即使警方發出了反對通知書，我決定也要繼續上街參與「國殤」集會。
當時「遍地開花」*[2] 已開始一段時間，我都能猜到事情的大概發展：遊行開始前「黨鐵」*[3]會罷駛示威路線附近的地鐵站，防暴警察亦會主動戒備。這些通通都是前菜。至於主菜，就自然而然是接踵而來的「催淚彈放題」。
十一當天，我跟丈夫、女兒的契媽選擇到較方便我們的黃大仙廣場。我們汲取以往反送中遊行的經驗，很早就到達現場。
到場的主要都是和理非，有一對跨國情侶還在場內堅持說自己是在野餐：「香港沒有法例禁止野餐吧？」在場也有少量黑衣蒙面的前線手足，但廣場內都以和理非為主。
說真的，警方和示威者的衝突比我想像中早發生。我知道示威者早已設好路障，我也知道警方中午後已開始發射催淚彈。經過多次遊行的訓練，我對催淚彈已見怪不怪。雖然我沒有防毒面具裝備，但亦準備好假若中彈後的醫療處理。
話雖如此，契媽是個銀髮族，我們在對峙開始不久就跑入商場暫避。在商場內，我們留下了一些錢、食物和口罩，希望給有財政困難的年輕前線手足多一點實質支持。
當我們放下了物資，正在討論下一步的時候，我看到幾個小妹妹，尷尷尬尬的在物資附近看著桌上的物品，徘徊了好一陣子，遲遲都沒有踏上前。過了很久，其中一個女孩子終於走上前，拿走了一片麵包。
另一邊廂，我聽到一個大概六歲的男孩子問他的爸爸：「商場內會不會有警察？我們安全嗎？」
這一幕牢牢地烙在我的腦海裡。作為父母，我們到底可以怎樣教育我們天真無邪的小孩、告訴他們香港現在到底是在發生甚麼事？我該如何解釋，本身職責是保護我們、受人尊重的警察，現在為什麼會淪為政治工具，倒戈相向，以槍頭瞄準市民？
我真的無法想出答案。
“我係Misshomer，我係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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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89年5月20日，香港為聲援在北京絕食抗議的學生，表示支持學運的決心，舉辦了一次大遊行。1989年5月21日的另一次遊行更是香港首次的「百萬人大遊行」。
*[2] 無政治主辦單位、無不反對通知書、流水式或「快閃」的遊行及示威活動。
*[3] 10月5日，政府公佈根據《緊急法》推行《反蒙面法》的第二天，港鐵配合香港政府，將幾乎所有車站封站，自此被市民戲稱 「黨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