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some是一位法醫人類學家，工作經常接觸到屍體和骨頭，也有參與不同的人道救援工作，為沉默的骨頭發聲，還原被埋沒的真相。近年她出版不同著作，也有主持電台節目，希望讓更多人了解她的工作，推廣生死教育。

“每次接觸到逝去的人都像上了一堂哲學課。透過逝者體驗以前的生活環境，感受他們生前經歷的事，能為生者對未來做好準備。”

— 李衍蒨

記者：King Kenny

相片：Onehungrycoconut, 李衍蒨

影片攝影師：HKers Normal

影片編輯：Wolei

[此文亦於《蘋果日報》英文版刊登。]

甚麼是法醫人類學？

很多人一聽到「法醫」兩個字便聯想到「解剖」，我們的確要對解剖學有一定認識，但和大家所認知的「法醫」是有分別的。一般而言，處理遺體有兩類「法醫」專業：「法醫科醫生」和「法醫人類學家」。法醫科醫生會為剛死去的屍體進行解剖，從病理學角度了解屍首的生理變化，再從醫學角度分析死因。

而法醫人類學家則主要做鑑定身份工作。我們通常只會處理那些已腐爛多時、比較難看的遺體，有時甚至會面對已燒過的骨頭或已霉爛的屍首。當屍體經解剖後仍不能辨認到身份我們會透過剩下的骨頭和牙齒，找出受害者或死者的身份。我們甚至會把散碎的骨頭砌回原狀，就像砌3D拼圖一樣。

法醫和法醫人類學家就像在同一把傘下做不同層次的工作，兩班專家經常在一些大型事故或人道救援中合作。

在香港，做法醫人類學家的人不多，嚴格來說...僅得我一人。而我大部分工作的時間都不在香港，因為很多個案來自外國，特別是在一些曾經打過仗和出現衝突的地方。有趣的是，這一行以女性較多，以我參與過的工作團隊為例，每二十個人可能只有一個男同事，甚至可能沒有。我們會笑說女性天生擅於查案和喜歡找舊東西翻舊帳，當處理被埋沒在亂葬崗的屍體時，需要一些考古學知識和科學理性的組織能力，女性的直覺就能派用場了。

入行經過與趣聞

未讀法醫人類學前，我曾考慮讀法律，因為本科讀哲學的時候，曾修讀過法律哲學(philosophy of law)，當中接觸過一些已判死刑的案例，其中有一次，教授邀請了一位跟死囚接觸的屬靈導師來分享。於是，我一直在想死刑的問題，甚至想過如果不讀法律而繼續讀哲學的話，我會選擇以死刑作研究題目。後來我發覺法律有法律的限制，例如有些法官在判詞中會加上個人的主觀意見，這給我很不實在的感覺，最後令我放棄讀法律的念頭。

後來讀人類學時，有位教授曾說過，法醫人類學除了要查案，也要做很多國際性的調查，當中牽涉不少人權問題。為了對死者的基本尊重，我們要了解他們生前經歷的事，紀念他們的離世。法醫人類學家的職責是要替他們找回身份，幫助死者家人尋找圓滿的真相。這個使命很觸動我，促使我決定踏進法醫人類學的大門。

讀法醫人類學其中一個考核，是要辨認不同的標本結構(主要是骨頭）。所有標本都經過處理而份外乾淨。老師會在實驗室不同角落擺放不同標本，有些標本是真的，有些則是仿製，同學需要輪流辨認標本，有時老師會選取一些顏色怪異甚或有破損斷裂的考古標本來測試同學「望著這副骨頭，你覺得他經歷了甚麼呢？」。但外出實習與學校課堂是完全不同的世界，現場的亂葬崗十分骯髒，環境非常惡劣，我們得抵受屍臭，每次家人看到我工作的相片，都笑我像在地盤工作。

屍骨的餘音

在接觸的個案中，大則涉及戰亂現場、人道事故等，小則是一些意外慘劇。在外國的週末時間，大家普遍放假，也是最容易發生意外的時候。所以星期一往往是我們最忙碌的日子。我本身是個表情多多的人，記得第一次接觸屍體的時候，我的臉容近乎扭曲，又有一次接觸一個酒後駕駛的個案，解剖死者時，發現她手臂的骨頭不見了（原來已經捐贈出去），所以手臂只以紗布塞滿空間而特別柔軟，這是我第一次看見沒有骨頭的手而感到非常驚訝。

每次接觸案件之後，我的心情都會很難過，有些仍然很刻骨銘心，有時聽到身邊有朋友有類似的經歷，我會嘗試了解他們的心情。另一方面，在現場工作需要冷靜客觀的頭腦，也要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緒。若感覺不舒服和精神不佳，便要讓其他人知道。

我曾遇過一些實習學生，在處理小朋友個案時出現了情緒，特別是看到孩子的遺物，更會淚如雨下。整個團隊很容易受這種情緒感染而影響工作，所以我們會建議他們稍作休息，冷靜一下。

有時長時間在工場工作，對體力和精神都會造成很大挑戰和負擔，忽略了身體的反應如疲倦和焦躁，甚至會出現幻覺。我自己抱著「能做多少便多少」的心態，當然也有burnout（身心耗盡）的時候，所以要學懂照顧自己，也要注意別人的狀態。

有關故事。。。

凝視死亡

人的一生必定會經歷生老病死，但我們平常很少想像死後的狀況。所以生死教育、法醫科學等都是我們需要認知的範疇。其實背後的科學和原理，都不是一些複雜的概念，只要大家動動腦筋便能掌握。

最初寫書，是希望為大家揭開法醫人類學專業的神秘面紗，也是一個推廣科普教育的機會。透過我的文字及經歷，向讀者們介紹死亡相關的故事及科學知識，讓人覺得其實「屍體」並沒有想像之中恐怖。

死亡在華人文化是一件很忌諱的事，透過一門神秘又型格的專業來展開探索，也許是一個好的切入點。而且，書寫過程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溫故知新的機會，測試自己是否讀通法醫人類學的知識，用顯淺的文字把複雜的概念解釋得透徹明白。這個過程才是真正地掌握學問。

我發現寫作和分享的確有一種抒發作用，可能是對一些案例或歷史有少許體會，又或是從文化習俗看死亡而得出的領悟。後來我留意到，寫書、出席節目或講座也有自我修行的感覺。我會把自己從一些事情中抽離，再想像當下的我會如何做。

每次處理個案也是一種學習，完成後我都會有種「出關」的感悟，讓我反省自己的人生經歷和待人處事的態度。尤其是在外地工作聽到關於家庭的個案，我都會有衝動想趕回家，提醒自己珍惜身邊人和對擁有的一切心存感恩。

法醫人類學家－連結過去與未來

從個人經驗來看，每次接觸逝去的人都像上了一堂哲學課，除了讓我們知道人死後的身體會變成怎樣，還帶出人生死的自主權應當受尊重。從他們身上也能了解到以前的社會、生活、醫學知識等，這些都是書本沒有提及的事情。

透過逝者體驗以前的生活環境，感受他們生前經歷的事，能為生者對未來做好準備。

法醫類的學科其實是一門為未來做準備的科學，也將我們的過去和未來連結起來。透過現有技術和知識解答將來會有的疑問，讓我們敢於凝視死亡，述說先人的故事。

香港的「存骨房」

過去一年香港所發生的事，有很多畫面和故事仍未完全呈現出來，還原真相的過程需要一段時間，但不要因為目前沒有即時結果而放棄。

從我的工作來看，重構真相的過程可能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縱然對經歷或目睹事情的人是殘酷的折磨，等待過程也許十分難受，但不要因為日子漫長，放棄追尋真相的心志。

「正義」可以有不同意思和演譯，但真相只有一個。終有一天，真相會水落石出。

很多香港人經歷了不同的創傷，無論是生理或心理上的傷害也不應被忽視，不能當無事發生過一樣。即使是身體上的傷口癒合仍會留有疤痕，這些痕跡不會隨時間被忘記。不論是肉體、心靈和精神上的傷害，都需要我們的支持和鼓勵。

有些人帶著傷痕走出來，透過自身經歷分享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無論爭取的是一個正式起訴、法律行動甚至一個真相也好，對尋求真相和彰顯公義都是很大的進展。我們得感謝他們願意出來作證，我自己也深受鼓勵和感動。

作為法醫人類學家，為死者的骨頭發聲，為他們的家人尋求圓滿答案是我的信念，即使這條路不易行，我對這個選擇毫不後悔，若要再揀，我仍然會走這條路。

“我係Winsome李衍蒨，我係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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